信仰的光辉跨越了时间的长河，真理的力量经久不衰。近期，一场名为“信仰之光——马克思主义文献典藏展”的活动在上海成功举办，展出了近400件展品，众多马克思主义的宝贵文献得以集中展示。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马克思终身学习、笔耕不辍。现存于世的马克思著作大致归纳为六个类别：首先，专著类，例如1867年问世的《资本论》；其次，政论性质的短篇集，比如1848年发布的《共产党宣言》；再者，新闻类的作品，如1853年发表的《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此外，还有手稿，比如《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接着，笔记类，包括1850至1853年撰写的《伦敦笔记》；最后，则是书信。前三类于马克思在世时公开出版，后三类则在日后问世。
马克思对中国问题的论述广泛分布在六种不同文本中，其中，新闻报道和政治评论部分尤为密集且内容丰富。特别是在1852年至1862年期间，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了14篇以中国为题材的文章，并摘录了9条涉及中国的内容，此外，他还为1862年维也纳《新闻报》太平天国专题撰写了一篇名为《中国记事》的文章。
马克思对中国的研究和撰写相关文章，其关注点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革命理念紧密相连。在19世纪，欧洲各国纷纷经历了工业革命，以英国和法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开拓了原材料和商品市场，并在全球范围内逐步展开了殖民扩张。在这一殖民主义浪潮中，中国紧跟印度，成为了其中的关键环节。在撰写相关新闻报道时，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进行了深入分析，特别对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及太平天国运动给予了高度关注。
在1850年，马克思便明确指出，中国对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在理论层面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同时，他也认为，中国的对外贸易及社会运动将在间接上助力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他特别强调，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世界上最古老、最稳固的帝国——中国，正站在一场将深刻影响文明的变革的门槛上。在1853年，马克思提出了“两级相连”的观点，指出欧洲人民在未来的起义中，以及他们为争取共和自由和廉洁政府而进行的斗争，其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会受到当时天朝帝国（即中国）所发生事件的影响。
自近代始，正义的抵抗外来侵略与不义的殖民扩张、先进的资本主义与落后的前资本主义这两组对立概念，展现出了错综复杂的交织关系。若以马克思的言论来诠释，便是这场较量中，陈旧世界的代表是出于道义感驱使，而最先进社会的代表则是为了攫取低买高卖的特殊权益——这无疑是一种任何诗人都不敢想象的奇特对照式的悲歌。
他表示，每当英国人控告中国一宗案件，中国方面就能找出至少九十九宗对英国人的指控。此外，英国媒体对于那些在中国居住的外国人，在英国政府庇护下所进行的违反条约的恶劣行径，却表现得十分避而不谈。
然而，马克思却毫无保留地指出，面对英国的火器，满清王朝的威严瞬间化为乌有；长久以来天朝帝国永恒不灭的幻想彻底破灭；那种野蛮、封闭、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也随之被彻底打破。与外界彻底断绝联系是维护旧中国的重要前提，然而，当这种隔离状态被英国以暴力手段打破后，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分崩离析的过程，就如同被谨慎地保存在密封棺木中的木乃伊一旦接触到新鲜空气，便不可避免地会开始分解。
因此，马克思指出，在资产阶级的历史阶段，其肩负着为崭新世界奠定物质基础的艰巨任务：一方面，需构建以全球人类相互依存为基石的广泛交流，并打造实现此类交流的必要工具；另一方面，还需推进人类的生产能力，将物质生产转变为对自然力量的科学掌控。
然而，马克思同样敏锐地认识到，英国对中国的殖民扩张以及商品的大量输入，并不能真正促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社会革命，其在中国的实际影响甚至不及印度显著；即便是小规模的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商品生产，也未受到根本性的破坏，更不用说引入现代的科学理念和政治原则了。他竟毫不留情地嘲讽道，英国人凭借着他们作为该地区顶级地主的身份，得以破坏这种土地占有形式，进而使得一些原本自给自足的印度公社沦为纯粹的农场……而在中国，英国人尚未能施展这种权力，未来是否能够做到这一点，也未可知。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殖民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带来了双重的负面后果。对于英国来说，其与中国的贸易遭受了损失，国内政治也趋向保守和反动；而对中国来说，其社会经济基础并未受到根本性的动摇，起义也没有演变为社会革命，资本主义的大工业也并未在中国传播开来——尽管英国在印度已经修建了铁路。
总体而言，在中国问题的研究中，马克思发现了其显著的代表性。这一问题使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依据自身规律构建新世界的可能性产生了质疑，进而推动了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更为深入探究。
在《资本论》的创作阶段，马克思基于剩余价值理论，运用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的原理，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只能吸收而非消除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元素，以及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不能完全根除前资本主义的社会联系。在某些特定情境中，殖民主义甚至可能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既定统治阶层携手，维持既有的统治体系，不破坏旧的权力结构。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现今能够更深入地领悟和掌握抵制帝国主义、抵制封建主义对殖民地国家、前资本主义国家、后起国家，特别是对中国所具有的深远历史价值。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张嘉璈）
